尽管程朱理学发展了内圣之学，常常以内圣的标准衡量外王，但儒家本质上要求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所以，即使是理学家，也不能不考虑一些经邦济世的问题。

那就是说，道义和功利一定得区别开。在这个过程中，义被赋予了正义的含义。

仁在《论语》里面已经有明确的解释，最著名的就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我们可以说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能够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片面性或者偏向，形成一种制约，这是儒家思想，包括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以德治国。可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呢，人没有道德心。我们今天在国际交往中看到的霸权主义，就是建立在强加于人的原则之上的。

礼仪之邦突出的是礼节仪式、好客精神等等。在孔子的思想里面，还没有把仁和义并列，同等看待。实践检验当然不同于逻辑证明，它是最终的，但这里也有历史的辩证的因素，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

胡适主张哲学要应付环境，解释生活，因此很重视方法。孟子说，人有贵于己者，谓之良贵。二、阶级之成立和斗争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同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只能运用西方的某一种哲学及其方法研究或建构中国哲学？也就是说，能否超越前辈学者而有新的前进？这决不意味着不需要了解西方哲学，而是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哲学，在相互比较中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精神特征，从而在多元化的格局中进行对话，至于融合，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在西方现代哲学与后现代文化哲学不断涌入的情况下，中国哲学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与繁荣景象，同时也出现了新问题。由于他是身在其中、深入其内地进行介绍，所以他的著作能够使人了解维也纳学派的原貌，从中吸取各种精神营养。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新哲学的产生首先是新方法的产生，新的哲学就意味着新的方法，因此都很重视方法问题。意欲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但一般是分开使用的，而且意字既有意见的意思，又有意志的意思，欲则既有从心所欲之欲，又有物欲之欲，这些都视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而定。一、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重建及其特点 中国哲学从产生到今天，可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并出现过三次高潮。总之，《新理学》的形而上学仍然应当取消。

这一点当然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但是，科学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科学需要价值的指导。新的中国哲学的重建，也遇到这个问题。孔子很重视人的自由意志，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祝愿中国哲学在21世纪有更辉煌的发展与成就。这是创建未来哲学的必要条件。

但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吸收了传统哲学的某些内容。《周易大传》提出天、地、人三材之道以及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理想，主张调节、辅助自然界完成其秩序以实现人与天地之道合一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究竟如何改造中国这个世界，就要看它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得如何。当中国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提出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但辩证法的运用主要仍然在阶级斗争方面，后来出现了斗争哲学，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结果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张申府能够准确理解罗素哲学的特点并进行翻译、介绍和宣传，使中国哲学界了解一种新的方法，并且认识到方法问题之重要，应当说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由此出发，他认为世界文化可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大系，提出文化的三路向说：西方文化是向前的，印度是向后的，中国则是居中调和的。中国哲学有丰富的人生智慧（不等于知识）和精深意旨，但缺乏概念化、形式化、理论化的系统，往往以粹言隽语表示出来而缺乏精密论证，富于生命体验而缺乏知识化形态，长于解悟而缺乏逻辑推导。金岳霖运用了严密的逻辑分析，其一系列推导完全是形式的，但这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建立中国的形而上学。

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阶级斗争学说的胜利。假设是从以前的经验中来的，可以有多种假设，为了解决问题，要大胆假设。

徐复观则通过对先秦哲学与两汉思想的研究，发掘出现代人所需要的理念。《天下篇》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学术发展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

瞿秋白是最早提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与对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运用命题证实的方法，证明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假命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析命题。

[5] 董仲舒完全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学术问题，将学术统统纳入政治的范围之内，因而对师异道，人异论非常不满，认为这样会出现上亡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的局面。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很有时代性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也反映了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既涉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科学理性的冲突问题，也涉及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问题。近二十年来，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各种哲学流派先后进入中国，掀起了西方文化热，反映了思想解放的程度。哲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他们针对西方某些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指出中国文化有病，但并未死亡，而是有生命力。仁和义是人的内在价值的主要内容。

这与天人合一论有内在联系，即从德性的方面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人的意义与价值。紧接着，有李达、艾思奇等人在理论系统化和普及化方面进行了重要工作。

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胸，积极吸收西方哲学的一切成果。这四个概念是用四组逻辑命题得出的，而四个逻辑命题主要是分析命题，因此，这四个主要概念具有普遍性。

这一方面是由于康德著作的语言过于晦涩，难以阅读和翻译，进行消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概念明晰，运用了近代逻辑分析的方法，而中国哲学则有拖泥带水的毛病。就一般文化问题而言，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百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来自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挑战。

但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就比较容易。贺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有精深研究，但在民族文化复兴的潮流下，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与哲学的复兴，而要复兴儒家文化，就要大量吸收并转化西方思想，用西方哲学发挥中国哲学。

这场争论在当时极有代表性。建立认识论学说的哲学家还有张东荪。

孔子推崇不降其志，不辱其生，提倡杀身成仁。印度逆着意欲向后看，因此是无我的，但又是太高的。